第一个角度是消费修复，消费状态从过去社交隔离、经济社会交易缓慢的状态向常态化下的修复。

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市场定位在国家立法和政策层面上还不是很明晰，虽然国有企业不断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但比重依然过高，截止2017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仍超过144万亿元，多数国有企业仍存在于一般竞争领域。（4）中央与地方国有企业分工及其关系与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划分不是很协调。

但是一旦战争或经济危机等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结束，这些国家又将战时或危机时期成立的许多国有企业通过私有化等方式清理掉。[5] 参见袁易明、魏达志：《危机与重构—世界国有企业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94-95页。除了原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少数非市场化国家外，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把利润作为国有企业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在主动改革的前提下，吸取原苏联东欧等国家休克疗法的经验教训，做好配套改革措施的衔接与完善。因此，国有企业总体上往往具有社会公共性、外部经济性、必要垄断性、非竞争性、非盈利性等特点。

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许多国企改革观点和对策至今依然存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国有财产监管制度研究》，《法治研究》2014年第4期等。以政府投资撬动民间投资，是今年要主抓的核心，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要在部分常规性的政策上，寻找到能够令消费政策和投资政策相互促进，相互共融的方案。

第三，房地产下滑导致房地产相关消费支出出现收缩。今年政府投资仍将有所作为，但重点在于改善民营投资预期 投资是逆周期调整的法宝，去年国家已经在扩内需上加大了投资力度，今年投资仍是稳增长的抓手。第三个是要全力拼经济，要抓住开门红、争取上半年经济出现较好以及可持续的态势，从而使消费信心，消费预期出现全面逆转。因此今年在投资的边际扩展方面，一定要在稳预期上面下功夫，使民间投资出现逐渐复苏的过程。

消费已现恢复，但并未现报复性消费 从前三个月高频数据观察，目前消费的修复非常明显，尤其是疫情政策放开为国内经济社会秩序常态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消费信心逆转很难，并非短期政策就能够影响的。

疫情冲击所带来的疤痕效应的修复，依赖于通过消费基金对受损比较严重的人群和区域进行补贴，依赖于可支配收入及其预期的改善。今年我国的投资增速如果依然保持在6%-8%的水平，将较去年有所提升。制造业和基建投资保持相对稳定，但边际上进一步提升的难度很大。对于当前消费的恢复和扩张，必须从几个角度来看待。

在政府投资端，国家依然注重科技治理，加大在研发和新技术上的投入，考虑到政府端和市场两端投资的全面发力，新经济、新技术、新模式行业依然是重点受益的行业。因此在消费问题上，从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着手很重要。第二，长期可支配收入及其预期好转需要很多前提条件。总体来说，今年消费将出现修复性反弹，但很难在四季度时全面恢复到常态水平，因为疫情疤痕效应带来的消费问题，可能要有一个较长的恢复过程。

在新型消费上，特别是消费政策着力的产业，包括新能源和居住方面的产业，消费政策也会产生积极影响。消费修复后的消费扩大和消费潜力的释放，则依赖于很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调整，可能需要一些中期考虑。

在保证政府类投资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今年要在民间投资上做足工作，这是今年投资提振的一个关键。消费政策的着力点应从过去的汽车逐步向新的领域进行转移。

另外在解决年轻人住房和新市民住房上，加大保障房力度，从根本上解决部分新兴市民居住上的核心问题，释放短期消费潜力。必须抓住疫情政策放开后经济修复的时点，以免疤痕效应对消费的影响中期化、永久化。全球大环境未发生根本性好转，甚至持续恶化的话，很难在外需上做文章，通过短期政策调整能够影响的变量只能是内需。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本文转载自3月9日新京报。其中最核心的原因在于：第一，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修复相对缓慢。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专注于扩内需

消费信心逆转很难，并非短期政策就能够影响的。第一个角度是消费修复，消费状态从过去社交隔离、经济社会交易缓慢的状态向常态化下的修复。

第四，前期消费刺激效应难以持续在边际上改善，汽车销售难以展现去年快速增长的态势。其中最核心的原因在于：第一，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修复相对缓慢。

因此今年在投资的边际扩展方面，一定要在稳预期上面下功夫，使民间投资出现逐渐复苏的过程。今年我国的投资增速如果依然保持在6%-8%的水平，将较去年有所提升。

消费已现恢复，但并未现报复性消费 从前三个月高频数据观察，目前消费的修复非常明显，尤其是疫情政策放开为国内经济社会秩序常态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必须抓住疫情政策放开后经济修复的时点，以免疤痕效应对消费的影响中期化、永久化。总体来说，今年消费将出现修复性反弹，但很难在四季度时全面恢复到常态水平，因为疫情疤痕效应带来的消费问题，可能要有一个较长的恢复过程。以政府投资撬动民间投资，是今年要主抓的核心，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要在部分常规性的政策上，寻找到能够令消费政策和投资政策相互促进，相互共融的方案。

第二，长期可支配收入及其预期好转需要很多前提条件。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在目前整个世界经济疲软，外需下滑的前提下，扩内需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在消费问题上，从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着手很重要。在新型消费上，特别是消费政策着力的产业，包括新能源和居住方面的产业，消费政策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第三个是要全力拼经济，要抓住开门红、争取上半年经济出现较好以及可持续的态势，从而使消费信心，消费预期出现全面逆转。春节期间吃穿住行等消费参数都出现了明显的补偿性反弹，但没有出现报复性消费。

疫情冲击所带来的疤痕效应的修复，依赖于通过消费基金对受损比较严重的人群和区域进行补贴，依赖于可支配收入及其预期的改善。全球大环境未发生根本性好转，甚至持续恶化的话，很难在外需上做文章，通过短期政策调整能够影响的变量只能是内需。对于疫情期间受到冲击最大的行业，消费政策优化可能会对需求产生强烈的修复效应。民间投资相当一部分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稳定，对于稳定民营企业投资非常重要，此外服务业类企业的恢复和投资信心的止跌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大量中小企业投资严重收缩，中小企业的预期仍未在宏观经济回暖后出现上升，当前民间资本躺平的现象与民营投资预期收益率持续下降有密切关联。

在保证政府类投资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今年要在民间投资上做足工作，这是今年投资提振的一个关键。这样的状况实际上与世界其他国家疫情防控放开后，经济恢复过程大致相当。

今年在疫情政策放开，社会和经济秩序逐渐恢复，消费的扩张和恢复，投资持续的增长和稳定，成为扩内需的两只抓手。今年政府投资仍将有所作为，但重点在于改善民营投资预期 投资是逆周期调整的法宝，去年国家已经在扩内需上加大了投资力度，今年投资仍是稳增长的抓手。

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专注于扩内需。从今年来看，应该能够在投资扩张上有所作为，并且也能够达到相应的预期，核心焦点还是在投资预期上，而不是简单的政府类的加力。